「嘉定現象」簡介

      
圖一:宋寧宗坐像 軸[1]

黃方碩(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長久以來,宋史研究有著重北宋而輕南宋的現象。這是由於南宋史缺乏編年史料,且資料較為零散,致使研究者較難以發揮。此外,南宋政治、軍事實力顯得相對卑弱,亦往往使得研究者對探究這段時期裹足不前。不過,近年來在學者們的呼籲與投入之下,南宋史的探索已有進展。研究者嘗試在研究中利用多樣化的資料,例如文集、方志、筆記等,從而豐富南宋史的研究視野。在晚近的研究議題中,「嘉定現象」是一個頗具開拓性的概念。本期學訊試圖就管見所及,簡介「嘉定現象」此研究議題的提出歷程與發展情況,以饗同道。

  嘉定(1207-1224)是南宋寧宗(1168-1224,1194-1224在位)的最後一個年號。當時的政治與軍事情況是,由韓侂冑(1152-1207)領導的開禧北伐(1206-1207)失利,後韓侂冑失勢而死,宋金簽訂嘉定和議(1208)。嘉定初年,寧宗雖有「嘉定更化」之舉,宣稱要廣開言路、革除韓侂冑施政之弊,但成效不彰,論者多以為有名無實。接著史彌遠(1164-1233)掌握南宋朝政,政治上即以維穩為主調,同時鞏固自身權力。因此,嘉定年間普遍被描述成軍事弱勢、權相當國,也是南宋朝政漸趨敗壞的時期,予人不甚光彩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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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能教?──1970年代大專院校「國父思想」教學問題初探

  圖一:〈加強國父思想教學 研究匪情駁斥邪說 國民黨中常會昨通過實施計劃〉〉[1]

洪群哲(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記得有一次在一個會議上,據師範大學葉守乾教授說:現在大專學校教 國父思想課程的人,大多是由『八行』書介紹來的,校長詢問這些人甚麼課都不能教,只好派他教 國父思想了。」

——丁迪,〈加強國父思想教學之我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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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學徒的「文化交流史困惑」


圖名:책가도(冊架圖)[1]

                吳政緯(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兩年一度的「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08.28-30)甫落幕,與會學者逾350人,盛況空前。其中不少會議論文涉及「文化交流史」,這從場次名稱、論文標題屢見東亞、域外、傳播、越境等詞彙,即可知之。據筆者統計,文化交流史的篇數計49篇,佔全體131篇會議論文的37%。時至今日,在明清史研究的園地中,近幾年耳熟能詳的「東亞研究」、「域外漢籍」蓬勃發展,更有「學科獨立」的趨勢,可以說「域外」已然興起,勢逼「中原」。

  眼前的榮景是三十年前難以預期的未來。1987年9月19日,在臺北市建國北路的魏延年(René Vienet,時任法國文化中心籌備處主任)府邸,召開一場名為「域外漢文學的出版與研究」的座談會。[2] 當時擔任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的陳慶浩,提出「漢文化整體研究」的構想。在這個宏大的計畫中,他選擇「域外漢文小說為研究整理漢文學的第一步」,藉著地利之便在法國巴黎收集文獻,編纂《越南漢文小說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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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內亞與域外:2017年明清史研究新趨之管見

孔令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與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

——陳寅恪(1890-1969),〈陳垣《敦煌劫餘錄》序〉[1]

 

  1930年陳寅恪曾提出「預流」之說,指出新材料與新問題對於開創新時代學術的重要意義。依其說法,評價一位學者是否入流的標準,不外乎考慮學者對新問題的提出與思考,以及對新材料的發現與掌握。在告別2017年,迎來2018年之際,筆者習慣性地回顧過去一年參與的學術活動,並反思海內外學術發展的新趨勢。本文僅就筆者較為熟悉的明清史研究領域,透過回顧與介紹筆者於2017年舉辦、參與的學術活動,盼能管窺明清史學界發展的新趨勢。希望能借此為有志於明清史研究的同道,提供一些思考新材料與新問題的參照。

  總體來說,筆者在去年所參與的學術活動中,觀察到海內外明清史研究者「比較視野」的拓展。在「五朵金花」問題意識的帶動下,中國的明清史學人早在1950年代,便透過中國與歐洲的比較視野,來探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然而隨著「五朵金花」的退潮,中國明清史學界自70年代後期逐漸轉向實證性的基礎研究,此後區域性的個案研究亦明顯獲得深化,反之,比較性的研究相對此前顯得沈寂許多。與此同時,自70年代比較視野開始在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界蓬勃發展,諸如在7、80年代,政治學家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經濟史家埃里克.瓊斯(Eric Jones)藉由比較西歐與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歷程,建構所謂16世紀「歐洲奇跡」(European Miracle)的論述。與90年代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提出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都為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界提供了新興的問題意識,比較視野也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在西方歷史學界成長茁壯並持續發展至今,也對西方的中國史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伊懋可(Mark Elvin)、黃宗智(Philip Huang)和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等人,對明清中國經濟的「高度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內卷化」(involution)與同時期西歐對比的「大分流」等一系列相關爭論,一直延續至今。關於「歐洲奇跡」的相關討論與批判也在西方方興未艾,傑克.古迪(Jack Goody, 1919-2005)在2009年出版的《歐亞奇跡》(The Eurasian Miracle)便是代表之一。

  大體而言,70年代以後,相對於西方學界,中文明清史學界的主流開始轉入細緻的實證研究,即便此後中文學界仍有研究者持續留心明清中國與西歐的比較研究,多半僅在上述西方問題意識的脈絡下進行。

  我們不禁要問,比較視野對於近來明清史研究的發展究竟有何啓發?明清史學界又如何通過比較視野,發掘新材料、新問題?而比較視野本身對明清史學界,又具有怎樣的新意?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的思考。筆者在2017年舉辦並參加三場學術活動,其中的觀察或能為這些問題提供些許線索。藉這幾場學術活動的相關經驗,筆者認為比較視野對於中文明清史學界未來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不應單純以「歐洲奇跡」作為前提,將中國僅僅作為論證西歐發展的一個外來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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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史學訊:Lord Dacre, Inaugural Lectures, and the Voyage of History: A British Perspective

Lord Dacre, Inaugural Lectures, and the Voyage of History: A British Perspective

陳禹仲(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生)

2014年10月24日,牛津大學歷史系舉辦了一場的午間會談,邀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Anthony Grafton,討論由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David Armitage與布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Jo Guldi合著的新作The History Manifesto[1]作者主張學府內的歷史學者應該要改變既有的思維,不應再繼續執著於嚴謹細緻卻關懷狹窄的題目,而是要呼應當代讀者對宏觀視野的興趣,如此才能發揮史學的特質,以長時段的觀察與分析為當代社會問題提出有力的反思與有效的解決之道。這不僅是對英美史學界的呼籲,更是美東名校學者對全球歷史學家的吶喊;他們在結尾前試圖喚起史家對另一份文稿的回憶:一百六十餘年前,有另外兩名作者曾在帝國中心,向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疾呼。[2] 繼續閱讀 西洋史學訊:Lord Dacre, Inaugural Lectures, and the Voyage of History: A British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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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遼金元史學訊:宋代筆記淺談

宋代筆記淺談

胡芷嫣

筆記,即隨筆紀事,不拘內容、格式、次序或篇幅,遇事即書。作為一種書寫類型,筆記大盛於兩宋期間,上承唐代傳奇小說,下啟明代小品。一般認為相較於其它時代,宋筆記的特點是傳奇小說成分減淡,而掌故瑣聞、考據辨誤成分增重;此外,因記述自由、形式多元,筆記也成了一種難以分類的書寫類型。[1]

由於筆記多取材自作者耳目所聞、言談履歷,相較於正史紀錄,其觸及的面向更廣、也更活潑,因此近年來,筆記內容的史料價值已逐漸獲得學者重視。在這裡,我想從一種史學史的角度來觀察宋代筆記書寫,也就是,筆記書寫作為一種「史補」。 繼續閱讀 宋遼金元史學訊:宋代筆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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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學訊:中國歷史上存在城邦時代嗎?

中國歷史上存在城邦時代嗎?  歐陽宣

過去學界大抵同意,西周以降的五百年(西元前十世紀至六世紀),中國社會的特質乃是城邦,城裡的「國人」能以平民的身分參與政治,甚至能夠對國家決策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這樣的觀點以杜正勝先生的《周代城邦》為代表。近年已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城邦時代,非如杜正勝所言,為西周以降之五百年,很可能僅為春秋時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的產物,以下將為學友介紹兩位學者,分別為李峰先生及陸威儀先生(Mark Edward Lewis)著作中與本文題旨相關內容,再進一步討論。 繼續閱讀 中國古代史學訊:中國歷史上存在城邦時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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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史學訊:介紹2014年中國近現代史英文專著

介紹2014年中國近現代史英文專著

許秀孟

 

筆者很榮幸能擔任本屆《史原》中國近現代史編委,鑒於《史原》本著服務學界,特別是希望能搭建一個讓研究生彼此能互相交流的平台。因此我利用這個機會,分享2014年英語世界的相關出版品,提供大家參考。筆者所列之書目,並非全部,僅就較為熱門的議題作一些整理,希望幫助各領域的學友們,了解西文的出版近況。 繼續閱讀 中國現代史學訊:介紹2014年中國近現代史英文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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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學訊:早期托利的1688革命詮釋

 

1688年英格蘭的光榮革命,是歷史上罕見的一次政權轉移案例:雙方的軍隊曾經對峙,卻連一次正面衝突都沒有,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便自行逃離了英國;威廉三世與瑪莉二世的即位雖然明顯違反一般王位繼承原則,卻在短時間內獲得普遍認可,連在最保守的神職人員中,絕大多數教士也同意向兩位新君主宣誓效忠。[1]事情之所以如此順利,除了原本就反對詹姆斯的輝格派積極策動,很大程度也該「歸功」於當初擁護詹姆斯的托利派心意改變,願意支持革命。輝格派用來解釋光榮革命的理論,大家都很熟悉,以洛克的社會契約論最為著名。[2]傳統上主張神聖君權的托利派,又是如何說服自己接受改朝換代?下文回顧當時流行的幾種,政治光譜上屬於托利的正當化革命方式: 繼續閱讀 世界史學訊:早期托利的1688革命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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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史學訊:特務的性質與使命

什麼是特務?前軍統上海區區長陳恭澍(1907-1969)認為「特務」一詞是由特別任務、特殊任務、特種任務、特種勤務等演變而來,從事這樣的工作者也就被稱之為「特務」。他們不只負責情報作業,還擔負行動、爆破、策反、反間、心戰、政戰、突擊、游擊等特種勤務。[1]軍統實際領導人戴笠(1897-1946)則說:「特種工作就是人之所不能為者我能為,人之所不屑為者我屑為,人之不願為者我願為,人之不敢為者我敢為,我們要以特殊的工作成績來表現,這個叫做特種工作。」[2]而其精神條件是:「第一、特種工作人員是領袖的耳目。第二、特種工作人員是革命的靈魂。第三、特種工作人員本身在政治上沒有主張。」[3]說明了特工人員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在政治上不能有自己的意見,要為領袖——蔣中正(1887-1975)來觀察與控制社會。陳恭澍也以為特工人員擁有國家觀念、政治信仰、犧牲精神、敵愾理念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政治信仰、愛國情操的前導下,再憑智慧、勇氣、技術、能力來取勝。[4]而其工作內容是「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以實現三民主義,推動中國革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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