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原簡介暨復刊第十二期徵稿函

《史原》創刊於 1970 年,主要刊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的學術著作。因應學術環境的轉變,《史原》在 2010 年復刊、改版,以期成為海內外研究生與青年學人的對話平臺。

《史原》現為年刊,由編輯委員會主辦、臺大歷史系協辦,廣邀海內外歷史學與相關領域的研究生及青年學人共同耕耘。本刊誠徵專題論文、研究討論、書評論文與學術書評,並鼓勵發表史料的考證、校釋與翻譯(史料或論文),從而追求嚴謹的史學訓練;在此同時,亦相當歡迎敘事史學、歷史小說、報導文學、紀錄片前言等各種體裁,由此嘗試創造多元的史學風貌。為求於多元與嚴謹之間取得平衡,本刊採雙匿名審查制,邀集專家學者從嚴審查稿件,藉以協助研究生與青年學人,發表受學界認可的正式文章。

《史原》復刊迄今,已屆十一年,作為復刊第十二期,我們不僅期待能夠為臺大歷史系研究生與海內外青年學人,提供更多深入交流的機會,同時更盼望《史原》繼續作為舉辦學術活動、建立學術社群的平臺。《史原》復刊第十二期(總三十三期)的截稿日期為 2021 年 4 月 1 日,具體規定及要求,詳見下列附件。懇請海內外歷史學與相關領域的研究生及青年學人賜稿!

附件一:《史原》稿  約
附件二:《史原》撰稿格式
附件三:《史原》編委會規約
附件四:《史原》編 委 會
附件五:《史原》文稿相關資料表
附件六:《史原》學群顧問老師
《史原》論壇信箱:shiyuan1970@gmail.com

英國婦女/性別史之「分離領域」論爭

圖一:《1840年廢奴協會大會》,為一幅紀念倫敦世界廢奴大會(World Anti-Slavery Convention)與會者的圖像。[1]

陳恬緣(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自1980年代以來,英國婦女/性別史學者持續探究「分離領域」(separate spheres)作為「規範」(norms)與「實踐」(practices)的內涵。本文整理當前學界的論辯,以闡釋規範與實踐的複雜連動,進而探討「分離領域」視野下的可見與未見之處。

  英國婦女/性別史學界關於分離領域的論爭始於萊奧諾.達維多夫(Leonore Davidoff, 1932-2014)與凱瑟琳.霍爾(Catherine Hall)的鉅著《家庭財富:1780-1850年英國中產階級的男性與女性》(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1987)。該書論證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英國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如何建立在「分離領域」──男性屬於政治、商業等公領域,女性屬於家庭的私領域──的意識形態上,進而強調此時期階級與性別的交互關係,用兩位史家的話說:「階級意識總是採取一種性別化的形式」。[2]就「分離領域」劃分男公/女私的生活空間與性別角色,導致中產階級女性無法主導家庭財富的分配,乃至無法在資本主義商業社會從事「受尊敬的」(respectable)工作,學界持續爭論此現象究竟該被視為一種規範論述,抑或是中產階級女性的實際生活。 繼續閱讀 英國婦女/性別史之「分離領域」論爭

日本近現代佛教歷史學的發展與反思

圖一:明治10年(1877),東京大學開業[1]

倪管嬣(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前言

  明治維新時期,積極地引入歐美先進文化,西歐的近代歷史學也一舉傳入日本,特別是進步史觀與進化史觀在日本快速地發展,此種試圖在歷史之中找出普遍法則的歷史觀,是傳統日本所欠缺的。此影響體現在如明治八年(1875)福澤諭吉(ふくざわ ゆきち,1835-1901)撰寫的《文明論之概略》,以及從明治十年(1877)至明治十五年(1882)刊行的田口卯吉(たぐち うきち,1855-1905)《日本開化小史》等明治初期民間史學的代表著作。
  專業領域方面,明治時期大量雇用政治、法律、軍事,以及經濟各類專門的外國人才至日本,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弟子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就是其中一人。明治二十年(1887),里斯被東京帝國大學招聘,將史料的收集、分析批判,以及再建構成史實,這種重視史料考證的實證史學引進日本教育課程,樹立近代歷史研究的方法。明治末期,除受到德國歷史學派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也被介紹至日本。大正時期,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與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的歷史哲學傳入並開始受到重視。此時期日益加深對社會經濟史、文化史,以及思想史等領域的關懷。[2]
  佛教史學研究方面,吉田久一的研究指出,在明治日本史學脈絡的發展與影響下,初期的佛教國粹運動和後期的近代佛教胎動期,在教義的把握和思想的形成方面,有著極大的差異。[3]明治前期有著護國護法的意識,以及基督宗教邪教觀的看法;後期則是以宗教歷史研究以及教理的自由研究為主,富批判性精神。此時期佛教改革的重要人物清沢満之(きよざわ まんし,1863-1903),將東洋思想與西洋思想內化,認為佛教思想與信仰必須要擁有「能量」(エネルギー),此能量便是思想的主體和信仰的獲得,也就是清沢提出的「精神主義」。
  オリオン クラウタウ(Orion Klautau)的《作為近代日本思想的佛教史學》,立足於近代佛教史學的歷史敘述,認為佛教的歷史是日本思想史的重要部分。他並觀察擔任這個「敘述」的旗手,包括原坦山、村上專精、家永三郎、辻善之助,以及釋雲照等近代佛教學的代表人物,如何促使「學院派佛教學的誕生」。[4]
  本文擬探討日本近代化思潮當中的佛教史學。主要著眼於明治時期到戰後,佛教史學的研究方法與歷史意識,呈現何種轉變?實證主義與社會學方法如何影響佛教史學的建構?鎌倉新佛教中心觀是如何興起,後又受到顯密體制論的挑戰?期望藉由本文,能描繪出近現代日本佛教史學發展的基本輪廓,並反思日本當代佛教史學的未來進程。 繼續閱讀 日本近現代佛教歷史學的發展與反思

中古史的二重證據法?──從墓誌銘看起

 

圖一:〈東漢賈武仲妻馬姜墓記〉,被認為是目前出土可見最早的墓誌原型。[1]

張瑜庭(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1926年,王國維(1877-1927)先生在其於清華國學院開授的「古史新證」課程中論道: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
   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
   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
   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2]

此言原意在回應當時風起雲湧的疑古學派,強調古史可以通過「紙上材料」(傳世文獻)和「地下材料」(出土文獻)的雙重印證來重建,王國維稱此方法為「二重證據法」,後為學界廣泛沿用至今。

  二重證據法一般多用於現存傳世文獻較缺乏的上古史領域,研究者運用考古出土的甲骨卜辭、青銅銘文,或者是戰國至秦漢常見的竹簡帛書,解讀其中的訊息並與史籍相互參照,進而建構出更完整的上古社會風貌。近世以後,由於印刷術的逐漸普及,文獻保存相對容易,研究材料也更加多元豐富,因此該領域的研究者比起憂心史料匱乏,往往更煩惱如何將浩如煙海的資料妥善爬梳、整理與應用。那麼被定位為「不古不今之學」[3]的中古史,又當如何在現有的文獻基礎上,從其他類型的材料中獲得新資訊以裨益今人的研究呢?在中古時期開始流行並於近年大量出土的墓誌銘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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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中琉關係的研究史料與學術動態簡介

圖一:朱鶴年,「奉使琉球圖卷」局部,〈冊封宣詔〉,沖繩縣立博物館・美術館藏。

                                                                 孫欲容(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現今日本南端的沖繩縣,在1879年以前曾為琉球王國,有自己獨特的歷史發展。琉球列島北自吐噶喇群島,南至八重山群島。到了大約11世紀,琉球列島進入城寨時代(グスク),各勢力首領稱為按司,隨後發展為山北、中山、山南三大勢力,1429年由中山王尚巴志統一三山,成立琉球王國,直至1879年琉球王國解體被併入日本為止。地處日本、朝鮮、中國、東南亞中心,琉球王國可說是位於東亞海域的重要位置,尤其在15世紀東亞海域的歷史舞台上時常扮演重要的角色。琉球一方面與中國維持朝貢關係,1609年被薩摩藩併吞,其對外關係史呈現琉球王國自身歷史與東亞關係史的複雜面向。

        中國與琉球的官方往來,始自14世紀明代與琉球建立正式冊封關係。雖然早在7世紀《隋書》中已可見「流求」一詞,然而在明代以前中國史料中有關流求等同音異字的記錄,可能泛指位於東海上的島嶼。直到明代洪武帝派遣楊載(1271—1323)詔諭琉球,1372年中山王察度派遣使節進貢明朝,中琉間正式建立冊封關係,大琉球或琉球,才開始成為中國對琉球王國的正式稱呼。隨著中琉官方關係正式確立,兩國間來往密切。現今中琉關係研究的主題,包括朝貢貿易以及冊封使節,還有飄風難民,相關史蹟遺存調查等方面。本文由於篇幅的關係,僅簡介臺灣與琉球研究的因緣,並聚焦在中琉研究重要的史料出版,以及相關學術活動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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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原》跨學群工作坊「技藝之原──學術史與研究方法」

 

1930年3月,少年吳晗(1909-1969)鼓起勇氣,寫了一封給胡適(1891-1962)的信,盼望胡適能提點一二,因為沒有人比他「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這是中國史學「現代化」的第一幕,與清代儒者訓詁考據的傳統不同,新一代的學子標榜「科學」,意欲掌握「方法」。

吳晗後來在蔣廷黻(1895-1965)的鼓勵下立定志向,專治明史。胡適樂觀其成,並透過信件建議,應該先仔細地閱讀《明史》、《明史紀事本末》,對勘《明實錄》。同時,閱讀史料應隨筆錄出重要人物的姓名、字號、籍貫、諡號,別製一表,那麼「將來讀文集雜記等書便不感覺困難。」(以上引文見《吳晗全集》第十卷)如果將無盡的資料比喻為一頭猛獸,不同世代的研究者總想著開發各種武器去「馴服」牠。

在電腦、資料庫普及之前,「卡片」曾是最常見的選擇。這是當代研究生已然陌生的技藝,甚至可能會感到訝異,前輩學人在刊物上分享「作卡片」的心得。1971年,陶晉生在《食貨月刊》發表〈作卡片的要點〉,談如何摘錄資料、創制縮寫符號,甚至連活頁紙的厚薄也不可忽視。那時即便能夠「複印」,也因為「費用較昂」而需要取捨。這都是手機攝影、資料庫全文檢索之前的手工業實況。不論如何,儘管文獻豐寡有別,學人克服困境的心是一樣的,我們編製研究引得、人名索引、文獻類目,此類層出不窮的文字都是被發明的武器。

2020年的今天是卡片、目錄、索引退場的時代。歷史學家不再費心編纂論著目錄,畢竟只稍一鍵檢索,轉瞬之間便可得到數百數千條的結果,且大多能夠全文瀏覽。Word擊敗稿紙,Evernote、Gingko取代筆記本。淘汰意味著新生,因應不同的「史料環境」(出版、資料庫、電子檢索技術),傳統技藝的退位,期待新的「科學」與「方法」。

今年《史原》很榮幸邀請到八位青年學者對談,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展示他們如何讀書、作筆記、收羅並整理龐大的資料,以及最後產出階段的「寫作」。今年同時恰逢《史原》創刊五十周年,我們邀請歷屆主編、編委共襄盛舉,席間除了討論上述議題外,也希望藉此思考研究生刊物的定位與形式,究竟2020年的《史原》應該是甚麼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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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年03月07日(週六)
時間:10:00-15:40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會議室(校史館105A室)
議程:https://reurl.cc/K6N4v9
建議閱讀:https://reurl.cc/YlZrWX

 

史原復刊第十期

出版日期:2019.9

楊肅献,〈主任序〉
 
許 滸,〈編者語〉


專題論文

歐陽宣,〈秦稱戎狄:剖析關於秦人的歷史書寫〉

王齊聖,〈《策林》中的禮、刑思想〉

王班班,〈羅馬知識人皇帝與希臘城市政治:尤利安致阿戈斯人書信研究〉

Zeng, Yi-jia(曾怡嘉),〈Political Reform and Commercial Society: Mackintosh’s Anti-Burkean Respons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敘事史學

王天駿,〈「兩把菜刀鬧革命」:一個經典故事背後的事件、經歷與神話〉


研究討論

王 谷,〈出土簡冊背墨線及刻劃線研究綜述〉

蔡旻遠,〈「個體」與「群體」: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研究回顧與展望〉

Cheng, Kimberly(程曉寧),〈State of the Field: English-Language Scholarship on WWII Central European Jewish Refugee Migration to China〉

學術書評

Tan, Joshua(陳鴻毅),〈評Shelly Chan, Diaspora’s Homeland: Moder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 Migration


史料譯註

王 澤,〈東漢諸侯王表補并註〉

郭珮君,〈〈郭珮墓誌〉考釋〉

特約稿

蔡譯萱、蘇哲宇撰稿,倪豪士審閱,〈聚沙成塔,砥礪前行:記倪豪士領導的《史記》全譯本項目〉


復刊第十期全文下載

五四運動-來自傳統的反傳統主義

圖一:《兼容並包》,為一幅描繪五四時期代表知識分子的群像作品。[1]

倪管嬣(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前言

  近年來,為慶祝五四運動百週年,兩岸學界紛紛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包括2018於中研院近史所召開的「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於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召開的「五四運動10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年於臺灣大學召開的「努力與天爭:五四運動百週年研討會」,以及2019年於北京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等,由此可看出1919年中國的五四運動,至今依然是學人關注的主要議題。

  過去評價五四,多認為是場激烈的主張全盤西化之反傳統運動,意即中國必須徹底摒除舊有的傳統文化,採用西方的新式科學。當時以陳獨秀(1879-1942)、胡適(1841-1895)等知識份子為首所提倡的這種思想革命,掀起一股鉅大浪潮。然相較於全盤西化之反傳統的論點,現今諸多學者以更寬廣的角度反觀五四,卻發現五四並不只有單一反傳統的面向,而是由多種複雜矛盾的組合所形成,誠如余英時所說:「(五四)根本上它是一個文化矛盾的年代,而定義上矛盾是多重面向的(multidimensional),也是多重方向的(multidirectional)。」[2] 又如林毓生點出了「非傳統的傳統性」,王汎森則指出了「傳統的非傳統性」,依他們所見,傳統與現代,本來就是互相取資的。於此,本文將以各家學者的論點,探討五四運動反傳統思想背後的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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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現象」簡介

      
圖一:宋寧宗坐像 軸[1]

黃方碩(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長久以來,宋史研究有著重北宋而輕南宋的現象。這是由於南宋史缺乏編年史料,且資料較為零散,致使研究者較難以發揮。此外,南宋政治、軍事實力顯得相對卑弱,亦往往使得研究者對探究這段時期裹足不前。不過,近年來在學者們的呼籲與投入之下,南宋史的探索已有進展。研究者嘗試在研究中利用多樣化的資料,例如文集、方志、筆記等,從而豐富南宋史的研究視野。在晚近的研究議題中,「嘉定現象」是一個頗具開拓性的概念。本期學訊試圖就管見所及,簡介「嘉定現象」此研究議題的提出歷程與發展情況,以饗同道。

  嘉定(1207-1224)是南宋寧宗(1168-1224,1194-1224在位)的最後一個年號。當時的政治與軍事情況是,由韓侂冑(1152-1207)領導的開禧北伐(1206-1207)失利,後韓侂冑失勢而死,宋金簽訂嘉定和議(1208)。嘉定初年,寧宗雖有「嘉定更化」之舉,宣稱要廣開言路、革除韓侂冑施政之弊,但成效不彰,論者多以為有名無實。接著史彌遠(1164-1233)掌握南宋朝政,政治上即以維穩為主調,同時鞏固自身權力。因此,嘉定年間普遍被描述成軍事弱勢、權相當國,也是南宋朝政漸趨敗壞的時期,予人不甚光彩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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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能教?──1970年代大專院校「國父思想」教學問題初探

  圖一:〈加強國父思想教學 研究匪情駁斥邪說 國民黨中常會昨通過實施計劃〉〉[1]

洪群哲(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記得有一次在一個會議上,據師範大學葉守乾教授說:現在大專學校教 國父思想課程的人,大多是由『八行』書介紹來的,校長詢問這些人甚麼課都不能教,只好派他教 國父思想了。」

——丁迪,〈加強國父思想教學之我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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